“红灯”系统下的红灯区，是苦苦挣扎还是铤而走险
红灯区通常说的是性工作者交易的地区，新西兰新冠疫情下的“红灯”级别系统，性工作者之中
许多人苦苦挣扎甚至陷入险境。
基督城性工作者Riley现在面临一个艰难抉择_是铤而走险接客还是困苦生活？
“我要去工作吗？即使目前病例这么多，要去工作来养活自己和依赖我的收入生活的家人吗？
需要权衡这些决定真的很难”。
新西兰性工作者联合组织的社工Sue 表示新冠危机让城市里许多红灯区陷入新西兰性工作者联
合组织的社工表示新冠危机让城市里的许多红灯区陷入乱局。
Sue 表示 “行业现在很糟糕，一片死寂，就像炸弹袭击过后一般死寂。第1次封城到现在行业从
来没有复苏过，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难。 ”他担心弱势的性工作者为了生存可能会铤而走险。”
“如果让他们检查客人是否有疫苗证书，客人可能不让又可能没有，这就显得有点为难。可能
当时已经困在同一空间，客人可能会咄咄逼人什么的，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了。”
性工作者有些靠食物救济，有些被迫放弃这个行当，领失业金。
为了降低风险，Riley也大大削减了客户数量,只接待一些常客回头客,毕竟与这些客人已经建立
起信任，有选择的和彼此尊重的关系。
Riley每次接客都做了详细记录，包括日期的时间，电话姓名，以便追踪，尽管对疫苗证书的担
忧，已经打破了匿名下的不成文规定。
他感叹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努力降低风险的同时艰难的生存。
惠灵顿性工作者Hana表示在疫情红灯系统下主要靠街头拉客挣钱，並表示尽量少见一些客人
降低感染新冠的风险。
如果不是在街头拉客，就要租不同的旅店，不想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，还要付旅店的房租钱。
另外我有两位祖父母身患癌症，我也担心，如果我染病了，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。
Hana坚持要看客人的疫苗证书，佩戴口罩，而且不允许亲吻。
“这虽然少了些亲密感，但要客人去作新尝试，虽然有些客人还是要求摘口罩，但是不行，他
们来之前就已经说好了，不可能的。”
Hana就要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了，如果没有收入，她打算用一点积蓄。
“我知道我现在还有一点积蓄可用，但我知道行业里的其他人都没有，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挣扎
，真的不忍心看。”
性工作者联合会的社区联系人Cherida 称，Omicron在全国传播时，性工作者的电话就一片死寂
。
“许多人一下子就没有了收入，对他们来说真的很可怕。”
Fraser称，他们还遭受着由来已久的错误观念，即他们是疾病载体. “性工作者其实是很好的公
共卫生教育者，他们一直用安全套。他们认真对待卫生问题，他们很早就接种新冠疫苗，接种
率也很高。"
“疾病载体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观念，不准确、不公允也很过时。"
Omicron的到来恰逢30年来最高的通胀时期，许多性工作者陷入岌岌可危的经济团境。
有些人在疫情期间，能通过营销电话性爱、拥抱平台(在平台上发布成人照片和视频来收取订
阅费)来安全挣钱。
但营销网络内容是个脆弱的生意，要靠吸引和增加订阅者，而且这些人还得是人人勒紧腰带过
日子的时候还愿意花钱的人。
Cherida 表示性工作者还在把生意多元化
"他们给常客出售穿过的内衣、裸照等，但要做这些也得有粉丝和客户。"
2003年，新西兰将卖淫除罪化，因此性工作者在疫情期间是可以合法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的
。
Cherida称，许多自雇的性工作者领了工资补贴，但这个补贴到去年12月就终止了，还有些人
申请了失业金。
她说，去年奥克兰封城边境违规时，这个职业被不公正地拎出来，这也凸显了长期以来的歧视
和恶名，也正是这些阻止了大家获取应有的权益。
"许多人担心一些永久记录将会导致的长期后果，无论是在工收局还是IRD的记录。"
Cherida补充说，移民工作者尤其弱势，因为他们没有相同的收入支持。
Riley称，因为官僚作风，跟工收局、IRD之类的机构打交道很难。
"IRD和工收局都没有清晰的渠道来声明零工，除此以外还有歧视，所以我很厌恶跟这些机构打
交道，更别提争取我可能能够申请的疫情财政支持。"
"IRD和工收局都没有清晰的渠道来声明零工，除此以外还有歧视，所以我很厌恶跟这些机构打
交道，更别提争取我可能能够申请的疫情财政支持。"
"我感觉，我被这些障碍推入了风险很高的境况。"
联合组织的Sharon 透露，尽管困难重重，性工作者有时候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惊喜到。
"能听到那些客人送日杂食物的暖心故事。那些意外的善意之举真的很暖心。"
Riley知道，如果感染新冠，并不会独自受难。
"如果我感染新冠，社区会在。他们真的很特别，也很重要，因为作为边缘社区，我们会彼此
守护。"
*为了身份保护，性工作者均为化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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